藩国高平小站站长

高平 我把这个火车站叫小站，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小，相反的，由于它建在偏远荒凉的大戈壁滩上，那里的土地不值钱，它的候车大厅，站外广场，都是相当宽敞气派的。它小只小在不是交通枢纽。一条铁路通到这里像进了死胡同，它既是这条路的终点，又是这条路的起点，而且据悉至少在本世纪内就保持这种状况了。

坐着各种大客车在塞外转了半个月，身上又脏又累，事情也办完了，我决定今天坐火车返回省城。今天如果不走，就得等到后天，因为这个小站只有双日才卖客票，而单日只有货车，即使加挂一两节客车也没有卧铺。我本已鞍马劳顿，又已年过半百，再坐一昼夜的硬板儿，加上人和货对我的挤压，再加上劣等烟草的蒸熏，恐怕是吃不消的。

我起了个大早，乘坐半小时一趟的公共汽车来到火车站。一看表，才七点三刻。我想，全国都是八点上班，车站是八点卖票，来得不算晚但也不算早。我急忙登上候车大厅的几十级台阶，直奔售票处的窗口。好极了，才排了十几个人，还不及两边护卫排队人的铁栏杆的长度。我立即排上去。排了大概五分钟吧，由于无聊便东张西望，这时才发现在售票窗口的左下方贴着一张纸烟盒大小的布告，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四个行书字：九点售票。也就是说还得在这里毫无事情可干地站一个多小时。(真糟糕，带本书来看也好啊!)而且，有没有卧铺票还是个未知数。想打听点信息，但全站显然还没上班，连售票处的窗内都拉着厚厚严严的窗帘儿，想望见个在里边晃动的人影儿都休想。问谁呢?我本来就害怕排队，尤其害怕排无效的和无秩序的两种队。我永远忘不了五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我由于排队排累了发了一次小脾气，被领导上纲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始终不认为社会主义和排队有什么关系，所以到现在依然不重视这方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说依然害怕排队。

我的第二套买票方案应当实施了。由于我常给一份报纸写稿，人家给我发了个证，聘我为该报的特约。是可以 优先搭乘车船 的。所以在前来购票时我就把它装到身上，来了个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现在可真是 领证千日，用证一时 了。

我出了候车兼售票大厅，想找一间办公室之类的房子或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绕来绕去，只见有建筑物，却不得其门而入。终于在一扇关着的大铁门旁边找到一扇加了铁条的小窗户，它没拉窗帘，也没有关严，半开着，像在换空气。如果里边不是有一群人的说笑声传出来，我是不敢朝里边探头探脑的。

同志，请问你们车站的办公室在哪里? 我把头探上去。

有什么事儿? 一位手里提着毛衣的女同志反问我。

我是，联系买车票。

找站长去。 女同志说着，把窗户关严了。果然对要客气些，不然，她的回答一定是 排队去!

请问站长在什么地方? 我见她态度还可以，干脆向她请教到底。一边问，一边用手指轻轻地弹了一下窗子的玻璃。

从站台上走过去，在二楼。 另一个女同志把脸贴近玻璃大声回答了我，甚至还有一丝笑容，这使我十分感激。

绕来转去，找不到通往站台的路。后来只得斗胆来到检票口，那是个神圣的地方，是专供持有车票的人在一定时间按照一定车次检票进内的。闲人免入。我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见门没锁，也没人把守，又见有几个头戴黄军帽的小伙子由此出出进进地打闹，我才放心地从此门走上了站台。

站台十分宽敞，也十分清静。只有一位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和三四位穿武警军装的男性站在一起谈话，神情都比较悠闲。我凑上去，朝那位穿路服的男子说：

请问，站长在什么地方?

你有什么事? 他反问。

买车票的事。 我补充说， 我怕买不上卧铺

我是外地来的，我是。 (唉，我这么这样迟钝?应当先亮出证再答话嘛，那会省一些口舌的)我赶忙掏出证，将封面朝他眼前伸过去，做了一个短暂的静止动作。我意识到，这是从电影电视上的公安人员出示逮捕证的动作模仿来的。

是应当照顾的。不过，啊呀，困难哪!你看， 他指了指那三、四位穿警服的人， 部队首长的票都还没有解决呢。

看样子，他和这几位 部队首长 (我之所以把这四个字加了引号，是因为我不能断定他们究竟是不是首长。)是老相识，熟人都买不到票，可见票之紧张。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交通紧张是全国性的草原生态加快恢复。全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问题，哪里不紧张呢?不然为什么票贩子总是生意兴隆，屡禁不止呢?我不禁同情起那几位 部队首长 来了，同时也可怜起自己来。我正在考虑要不要说一些哀求性的话，或者退而预订后天的票，他先开口了：

这样吧，我尽量给你想办法。九点钟，你到办公室来找我。

您贵姓? 我高兴极了。感激之情使我对他使用了 您 字。

我姓x。 (当时他是明白地告诉了我姓氏的，可惜我现在早忘了,只能写做x。)

他就是站长。 旁边一位武警指明了，其实我猜也是。

我看了看表，才八点过一刻。我没有理由，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致在这里参与他们的谈话，于是又从检票口回到大厅。四十多分钟的时间完全是靠眼睛度过的：看排队的人的各种形态，看列车时刻表，看踩满了脚印的木椅，看不均匀地分布在水泥地面上的浓痰和西瓜皮以及长长短短的烟蒂，再就是看自己的手表。

时间到了，我进了站长的办公室，里面烟雾腾腾，七八个穿路服的男子汉几乎人手一支香烟，不大的办公室里坐得满满的，沙发、椅子、床，都无虚席。我断定是在开会，心想还是退出去等候吧，刚要张口或者转身，站长马上从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欠起身来招呼我： 坐!坐吧!

坐在床上的三位离我最近，马上往紧凑里挤了挤，给我让出了一个位置。

这位是。 站长向大家介绍说。

于是大家对我投来敬畏的目光，我微微地点了下头，不好意思地嘟囔了一句声明： 我是来买票的。

站长紧接着用很响亮的声音对着我说： 你从很远的地方，不远千里而来，到我们这个小站，对我们是个鼓舞。

哎 咳 我既不愿承认，也不敢否认，只是自感头脑过于迟钝。刚才我真不该嘟囔那一句 我是来买票的 ，但愿站长和他的属下们都没有听清。此刻我对于自己的老实有几分后悔了；不过让我说 我是来列席你们的会议的 或者 我是来采访你们的站长的 ，我是决不干的，因为那近乎行骗了。

我坐在床上，吸着他们喷出来的烟，望着他们陌生的脸，听着他们语音不同的话，只是不敢看表。时间在这里是掌握在站长手上的，正如车票一样。这会议大概叫办公会，或者汇报会，又像碰头会，也许是班前会、交接班会之类，总之是各部门向站长汇报情况。我听来听去，感觉是他们比较注意做人的工作，比如谁和谁又吵架啦，谁为被扣发奖金骂娘啦，谁讲领导的怪话啦 我认为这些小头头儿很可爱，他们没有因为我这位在场就报喜不报忧。他们不隐讳问题，只是讲得稍嫌客观了些，即只是反映情况而没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有点儿矛盾上交的味道。最后，站长做指示，他讲得很长，很认真，很干脆，很全面，很有原则性。他重点地批评了售票处，逐条地重申了规章制度。

我们既然说了九点钟卖票，到九点就一定要开门，一分钟也不能推迟!说卖多少张就要卖到多少张，不能让旅客白排队!

站长递烟给我，我说了声： 谢谢，不会。

他接着讲下去： 售票员上厕所，一定要找人接替她，不能关门，不能让旅客等。怎么样?行李房有什么事儿? 站长问一位没说一句话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显然是行李房的负责人。他摇了摇头，坦然地笑了笑，意思是有话即短，无话即免，并不是有什么情绪。

好吧，大家都辛苦了，散会。哎，老刘，回家休息吧，老婆等你咧。

我呀，宁愿在站上打扑克。 看来这位老刘不愿回家。

会散了，人散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位年轻的姑娘已经坐在了办公桌前，身边也已经站着好几位买票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来走 后门 的。站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小纸条，熟练地写上去一个号码，指着坐在他对面的姑娘对我说：

让她卖给你。你是远路来的，照顾你一张中铺，就不给你上铺了。

我一边道谢，一边扫瞄他玻璃板下五花八门的纸片，最显眼的是一张大红的塑料皮，上面印有三个烫金的字： 荣誉证 。

这是你的吧? 我想用这句套近乎的话向他再表谢意。

是的，它不值一提。 站长谦虚地低着头回答，因为他发现买票的人们都在看他。

叫我看看行吗? 我下意识地真的当起采访他的来了。

不能看，羞死了! 像真的脸红了。

我买了车票，走出站长办公室，长吁了一口气，像一个卸了妆的演员。

上车以后，开车以前，我见下铺是一位工人模样的小伙子，我便主动同他搭话，路上攀谈攀谈，免得寂寞。说实话，对他能买到下铺也有点纳闷和不服气，他年纪轻轻的，难道比我这个怀揣特约证的老干部还牛气吗?

你的票是怎样买到的?

车站排队买的。

什么时候买的?

就刚才，十分钟以前。

你运气好，我找到站长才弄了个中铺，因为照顾我才没给上铺。

啊?票不紧张嘛。

我抬头一看，上铺是空的。我不大相信，走到过道左右张望，车厢里有点儿冷清，真的，所有的上铺都空着，都没有卖出去，中铺也没有卖满。我后悔犯了经验主义，不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去麻烦站长。

而且，我对这位聪明能干的小站站长久久不能忘怀。此时，他大概已经被提升为大站站长了。

1987.12.28。

(原载《飞天》1987年12月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