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会说普通话的人在南宋很吃香

会说普通话的人在南宋很吃香

孝宗淳熙十三年，河南籍士子郑景寔携六岁的儿子郑钥拜访前宰相、魏国公陈俊卿。主客之间固然门户悬殊，却并未影响两家的联姻，陈俊卿主动提出，让郑钥做自己未来的侄女婿。那么，陈俊卿为何一眼就相中了尚在年幼的小郑钥呢?据赵炎分析有两个原因，郑钥除了聪明伶俐之外，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无疑也让身为兴化人满口苏北俚语的陈俊卿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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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何为“普通话”?当然不是今天的北京话，今天的北京话，南宋人称其为“燕音”，属于“胡言乱语”之类，听之“尤使人伤叹”(楼钥)，显然不宜成为官方语言。当然也不是南宋“行在”(临时首都)的杭州话，当时的杭州方言，叽里咕噜的实在不易懂。南宋的“普通话”，是开封方言，或称广义上的河南话，其中以洛阳话发音最为标准。陆游最有切偶尔在内控测试或者业务需要时和企业的销售或技术等其他人员接触。而和财务人员交流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身体会，他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看来陆游是位“普通话”专家。

据史籍记载，当时名将张俊为了笼络南方土族，曾学说杭州话，北来的士族移民就耻笑说，张俊没什么特长，只不过会说杭州话罢了。这一方面说明北方贵族届傲自恃，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南宋初年，杭州一带两大方言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赵炎以为，官方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开展了“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那些从原首都开封很多服务项目没有设置不行南迁的皇室贵族、文武官员、士人商贾等，他们之间必然说的是开封话。这批移民的身分地位特殊，数量也多。另外，来自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其原有方言与杭州话大不相同，却与开封话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这就与杭州方言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对峙的结果，当然是以开封方言取胜而告终。开封话成了强势交流工具和朝廷官话，具有了今天普通话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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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语言的交流，是决定与人打交道是否顺畅的关键。无论是做官、上学，还是经商、求职，都得与人沟通。当掌握资源的一方成为社会主流时，他们的语言必然随之成为强势语言，你不会说，就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粤语不?那个时候，你想在广东淘金，不学会粤语，简直寸步难行。在当时的广东，粤语无疑就是“普通话”。

生活在南宋时期，不会说“普通话”的人，会很吃亏的，相反，会说“普通话”的人，却往往很吃香。如本文开头说的那位郑钥，因为会说“普通话”，不但娶了名门闺秀，还在19岁时顺利中举当了官。光宗时的赣南秀才陈元石，就没郑钥的运气好，因为满口艰涩难懂的客家话，让主考官赵汝愚听得眉头紧锁，导致名字落到孙山之后了。

比较有名气的“倒秦(桧)斗士”胡铨，是江西庐陵人

，他就特别注重口音的矫正，26岁时中进士，已说得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还因此得到高宗赵构的赞许。当时的庐陵父母官，名叫刘敏才，把胡铨会说“普通话”的本事当成教育孩子的榜样，要求子女向胡铨学习，最后还把大女儿嫁给了胡铨。

不光是做官、做大官、娶名门太太，要学“普通话”，即便是街头小商贩，也要学习“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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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季裕《鸡肋篇》里有这样的记载：“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外来杭州卖熟食的小商贩，为了吆喝做生意，只好模仿“普通话”，但只能说一两句，倒也酷似，生动有趣。

那些不会说“普通话”的京漂，想在杭州混下去可就难了，只有学会“普通话”，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有个叫王宸的贵州人，原在中央某部门任职，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够纯正，被人事部门穿了小鞋，外放到别地去做知州。征求他的意见时，王宸说，最好安排我去一个有“官话”说得好的副手的地儿，好让我时不时跟人家学，否则，牛年马月才能调回京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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