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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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戴来写作最旺盛的创作期，是在她怀孕以及带小宝宝的那几年。通常女人们在这个阶段，会完全放弃外部世界，腌渍在日常事务中，抓狂和抑郁变成情绪主调；戴来显然不是个通常的人，她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奶瓶尿布中间游刃有余，把日常生活烹制得有滋有味儿，调理得井井有条，还能行云流水般地写小说，长中短篇，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文袖一时间舞得风生水起，让文坛前辈后辈都对她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进而初中高中，戴来有了大把时间，却没有花在电脑上大展鸿图，勾画她的文学世界；她把双手揣进兜里，闲似庭前老树，淡成天上云朵，不疾不徐，不愠不喜。这期间她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和上海作协的作家高研班，高研的结果是，写得越来越少了。

没重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没野心。戴来的写作任性随意，小说题目通常起得稀里哗啦，《亮了一下》《甲乙丙丁》《对面有人》《给我手纸》，别人没嫌弃呢，她自己还就不耐烦了，耍起性子来，《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门，我不在》《把门关上》，虽然不耐烦，但她也知道，写作无论怎么样，已经是一种宿命，所以，《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得《将日子折腾到底》，还得《练习生活练习爱》。

作家戴来最让人赞赏的部分，是她有本事把日常生活中的汤汤水水料理得妥妥帖帖，在一般女作家们孤芳自赏、支离破碎的生存层面里，戴来是华丽丽的，自由由的，筋筋道道的，她对日常生活的融入是彻底的，不留后路的；她沉浸，却形散而神不散。她的随和闲适中间，有骨有刺，轮廓分明，毕竟，她不只是戴来，她是作家戴来。戴来把生活中的纠结、失望、无奈，以及爱情、温情、亲情放进了小说里面，编织着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或者情短的故事，她的小说很少关乎自己的痛痒，她没有诉说自己不幸的习惯；她倒是总有份温存的心思替别人担忧，在她落笔之处，那些细密微小的起伏，那些波澜壮阔的心思，都是为人代言。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强调这种疏离，她摈弃了女性作家天然的洞彻幽微的优势，经常以男性身份出现在小说里面。这种性别视角的切换，体现了戴来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她不偏不倚，不动声色，不以物喜，亦不以己悲。

戴来是这么样的冷静，这么样的散淡，她才懒得费神去找中心思想呢，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她的中心思想永远在当下，在此处，那些她想看到的人，就是重要的人，那些她想听到的声音，才是天籁。她的独立、思辨、立场、态度被穗丝和叶片层层包裹着，很容易被熟视无睹 这种效果是她想要的，她不喜欢被人了解 但总有那么几个人，知道在那些裹藏之下，籽粒玲珑，饱满多浆。

说来说去，仿佛戴来是个思想家，她当然有思想，她的思想是居家的，家居的；而她的家和居，有着魔法属性，忽大忽小，宽起来可以跑马，窄起来可能就一根绳子粗细。她把文学营盘随手放在了家和居里，要么进来，要么出去。

戴来是决绝的，也是随遇而安的。就像她讲的段子，一个男人穷困潦倒，连女人都没有，无奈去算命求示，算命先生说，你前半生诸事不顺。那男人非常期待地问，那后来呢？算命先生说：后来，你就习惯了。在文学圈里，戴来段子多是著名的，她的段子颇少吊诡，但常现奇思。去年的一次笔会，她很认真地问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说，先听坏的吧。她说，以后我们只能吃狗屎了。她的表情相当严肃，接着用安慰的口吻说，好消息是，狗屎到处都是。既使讲段子，戴来也不是那种重点的、热点的、中心的，她是查漏补缺的、平易近人的，又是言之有物的。事实上，能把日常生活写好的作家殊为难得，不光要有沙里淘金的本事，更要有于腐朽处种出蘑菇的能耐。蘑菇还要看着堪比花朵，吃起来味美多汁。

作家当然是要靠作品说话，作品是重点，但作家的姿态也是重要的，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戴来的作品和姿态，对于文坛都是个惊喜。这个让人找不到重点的人，对于自我、他人、文学，恰恰是重点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