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

通俗的工作并不困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 仔细分析一下刚刚面世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不难发现几个特点：一、由出版社组织学者撰写，是原创型的历史写作，由断代史构成的通史；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带入了个人视角，能反映当前学术研究的进展；三、作者基本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生涯正当盛年；四、面向历史爱好者或有一定阅读素养的读者。以这套书为发端，青阅读采访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几位在历史、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资深，他们表示，近些年来我国出版界类似的书籍，特别是有水平的、能得到学界和读者认可的通史读物十分罕见。 中华书局的徐卫东先生说，2004年，社内大众室曾有过一个选题，就是希望组织一批当代学者撰写面向普通读者的断代史，连缀成一部中国史，能够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在联系了几个作者以后发现“不太现实”，最后这个选题就“无疾而终”了。“知名学者不太写普及读物，而不知名的作者对出版社而言也有欠缺。我们的学者基本都在自己的专业里，而日本的名家乐于写普及读物，不仅是为一般读者，如果引发了兴趣，也相当于在为本专业培养后备的研究力量。”而且普及读物真正写好很难，徐卫东说：“其实我们也有那种名家领衔、顾问，很多高校老师参与的套书，但写得比较平庸，效果不够好。” 徐卫东表示，中华书局在通俗历史方面已经多年没有大项目了，多为单本书，或者把文章编成集子、把旧作辑为丛书。他认为，从出版社来讲，在通俗历史方面投入一定的资金和时间成本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学者和出版社要找到结合点。” 三联书店也组织过学者原创“大书”，如多年前的《中华文库》、“天地人”项目等，们说过程十分艰难。具体到通史型的著作，曾诚认为：“普及读物需要以一套权威的、在学界获普遍认同的通史为基础，而我们现在几种常年在卖的重要通史都比较旧，已经不能反映研究的进展。” 资深孙晓林女士觉得，外国人写中国史和我们自己写“不一样”，某种程度上更容易着手。“我们自己写，会有许多规范，特别沉重、正经，做一套大书也总要先讨论体例，在普及层面上吸引力比较弱。” 孙晓林与学界交往甚深，她相信中国某些一线学者对通史是有想法、有愿望的，但是，“学者们都在刨自己的地，一方面主角都在体制内，绝少有人跳出三界外；另一方面学者在深耕的过程中，专深的研究有极大的吸引力，很难分心，这也是客观现实”。 通俗历史读物的创作和出版，曾是某种“国家行为”，面向大众贯彻新的历史解释，如1960年代由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影响很大。如今，“项目”型的欧央行在推出欧版QE的时间点上选得并不好历史读物已很难在读者中激起真正的热情，真正的好书只能靠出版社利用自己的资源去组织。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常见的，是把先贤旧书捡到不同名目的篮子里，区别只在于选编眼光的优劣。当代学者的原创，说来说去总是《万历十五年》、《国史十六讲》、《苦命天子》等有限的几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的水准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和国内史学界的检验和讨论，而被这套书映照出的缺失，值得思考。如果原创的畅销历史读物仅有“百家讲坛”式的作品，我们的学界和出版界会感到遗憾吗？ （：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