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9所顶尖高校掌门人谈内部管理大叹苦经

国内9所顶尖高校掌门人谈“内部管理“大叹苦经

【课堂实录】

现在的大学校长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大学校长不但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管理昨天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有多少干预让大学校长不堪重负大学的任何内部治理，都应该以提高学生培养水平为主。我看过哈佛大学哈佛学院院长写的《大学所有者手册》，觉得上面写的7大守则有些很有道理，比如有知识的人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这项原则肯定会引起误解，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就意味着不是人人平等。再比如有意识地去杜绝利益冲突会改善决策质量，但真要这样去实践，真的很难。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说起自己的大学管理经验别有感触，不仅学校外部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太多，学校内部行政对学术的干预也太多。就以每年的招生为例：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都很难按照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做出决定。顾秉林举了个例子：当初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软件学院时，清华当年的招生指标已经满了，但学校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求两天内开始软件学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满500个学生，此后连续3年都要招500个学生。学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额改为了60人。可见学校内部的治理，也需要不断求得与外部管理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校长要应对外部的管理，而在学校内部也不能省心，因为行政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导致了权力错位。顾秉林称：学校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遇到教授来办事，通常马上会给教授回复：这个是校长说的，那个是副校长说的，都不能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都很累的一大原因，因为中国的大学没有明晰的决策方式，很多事情都要开会讨论。如果大学内部有了合理的规则，校长们不那么累了否则利沃诺不止丢三个球。，就说明学校治理好了。有多少牛人垄断学术资源虽然现在都提倡要给专家学术权力，但实际上学术也是分层的，有些专家话语权比较大，有些专家话语权比较小，制订规章制度时如何来避免这样的问题，这一点也显得很重要。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教授谈大学内部治理，显然更关注大学的学术环境。现在评价大学的GDP式指标，不仅增长过快，而且受到过度重视，这给大学的学术环境带来了很糟糕的影响。吕建坦率地说，我们现在评价大学的指标有两大类，一类是追随着国际顶尖大学的指标；还有一类就是GDP式的评估指标，比如得了多少个国家奖，SCI论文数量，引用次数等等。其实这种GDP式指标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大学本身就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太过看重，反而会影响大学对学术的追求白银（元/公斤）。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说：大学的现状是，行政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分配却不够透明；个别学术牛人垄断学术资源，又使得学术自由演变为个人的行为自由，中国大学目前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约束。有多少老师从教是为理想和兴趣一些教师不是为了追求理想和兴趣来到高校，个别教师甚至跨越良知的底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都是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局面。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提出，师生价值观的多样化，使大学的内部治理也面临难题。郑南宁称，如何使大多数称职的教师能不受外界的诱惑和干扰，体面生活，潜心研究，进行创造性思考和探索；学校如何找到理解大学文化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专职非学术型领导，一直是他在琢磨的问题。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混为一体，师生交流不多，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学生对教学时有意见这些都是大学管理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的学生原先平均成绩是70多分，后来变成80多分，现在变成了90多分。顾秉林教授说，现在要求大学以学生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于是大学都开始重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甚至把学生对老师的评估作为重点内容。这导致一些教师从对学生严格要求变成放纵。以学生为本难道就是仅仅重视学生评教？这简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多少教育问题必须马上决策我当校长20个月，胜过我读20年书，目前学校的管理有不少漏洞，解决这些漏洞只能通过法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说，正是因为没有完善的管理大学的章程，使得大学校长在管理大学时，经常要冒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包括经济利益上的风险、法律层面上的风险，甚至还有道德和名誉上的风险。杨玉良教授最近让校办查以前的大学管理条例，发现有1000多个需要废除，因为大多数已经过期。为什么有1000多个过期条例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大学章程。应对一个情况就出一个条例，执行也要靠领导班子，显得很不规范。他认为，治理大学学术是第一位的，但是往往人们在面对一件事时，未必能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因为缺乏合理的法规和制度。杨玉良教授提出：大学在内部管理和决策上还是要保守一点每当你想到大学的某个举动和决定，会对学校甚至社会产生10年、20年的影响，你还会觉得我们有那么多事情一定要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做决策吗？